金斯伯格(Anna Ginsbourg)说,对香港历史发展有突出影响的因素是中国的政治事件,如义和团运动、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都使得内地的人口和资金逃避到香港,从而促进了它的成长。

抗战胜利后的沪港资金流动与以往的资金流动相比,规模和频率都远胜于前,对沪港两地的影响更巨大而深远,甚至可以说这次资金转移使上海与香港的经济局面出现逆转,上海没有恢复战前的繁荣局面,而香港却比战前更加繁荣。香港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迅速完成工业化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资金和人力的注入功不可没。香港当局也承认香港有幸得到“来自上海的实践经验和资本的注入”使它比许多其他亚洲国家提前10-15年开始工业化进程。

上海资金和人才迁港的方式和出路

上海的资金以汇款、运货、购买股票等方式流到香港。迁港资金的流向除开设工厂外,还购买原料、黄金、股票和外汇,也有部分流向房地产业。

1946年,上海即有报道称“每月逃港资金数在百亿以上,而且目前上海之各大银行钱庄,均已先后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更有不少进出口洋货及贸易公司等,迁港营业,并闻九龙最近创立棉织工厂,大部分亦系粤沪方面工业家所投资经营,且国内不少富商巨贾,统携巨款赴香港作寓公,据本市金融界非正式统计,近数月来国内资金逃避总额近千亿元”。

1947年开始,由于许多工业面临无法开工或无利可图的处境,工业资金南逃规模扩大,在香港开设的工厂数量逐渐增加。据《远东经济评论》统计,1947年国内各地迁港工厂数,计有50余家。1948年1月至3月,香港中华厂商会登记准予入会之工厂有13家,香港、九龙两地向港政府注册的新工厂共62家。仅1949年香港首季申请登记设厂的工厂中就有60%是由内地迁来的,包括了纺织、火柴、橡胶、五金、化学等企业。

在1947年到1951年间,香港就是利用从内地转移过来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与出口市场联系的有利条件,建立起棉纺织工业。据香港大学的黄绍伦教授调查统计,上海人以不到4%的极少人口,拥有香港最现代化的棉纺织工业部门近80%的份额,这一高度的集中令人惊讶。

老上海企业在港发展的个案考察

老上海企业迁移香港后的发展状况及其命运颇不相同,有些仍以独立的形式经营,有些归并于中国政府企业的领导,有些则与台湾方面建立了密切关系。本文即选取不同类型的三个个案分别进行考察。这三家企业分别为:老上海最为显赫的纺织集团荣氏家族投资的南洋纱厂、具有传奇色彩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及传承历史最为悠久的太平保险公司。

个案一:南洋纱厂

众所周知,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核心的荣氏家族,在近代上海创建了申新纺织集团,享有“棉纱大王”的美誉。在上海资金迁移的大潮中,荣氏家族中的部分成员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荣尔仁、荣研仁等相继来到香港,创办了大元纱厂、南洋纱厂。荣氏家族远比同仁堂乐氏家族更有远见。

南洋纱厂创办于1947年,成立之初拥有纱锭15000枚,电机200部,全部资本额2500万港元,其经理为荣宗敬第三子荣鸿庆,名义则为中英合办。南洋纱厂以经营纺织业为主,产销蜜蜂牌、金山牌及银山牌棉纱,设有制衣厂,遍及中国香港、台湾及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并投资于香岛印染厂,占30%的股权。1972年,南洋纱厂已收资本2000万港元,利润约2053.56万港元,资本利润率为102.7%,1973年利润约2045.76万港元,资本利润率为102.3%。

但香港棉纺业在到达1971年的历史性高峰后,逐渐衰落。由于纺织业市场需求疲弱、棉花成本上涨及经营成本增加等因素,香港原本有近40家纺织厂,至1992年前后已缩减至四五家,南洋纱厂决定在1992年内停止香港所有生产线,全部搬至上海,以内地为生产基地,而香港则主要经营纺织贸易的生意。

1993年10月,由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与香港南洋控股公司合资经营的上海申南纺织有限公司建成投产,总投资为2428万美元,是迄今为止上海棉纺织业投资规模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

曾任香港南洋纱厂总经理、香港纺织联合会主席的荣智权,谈及企业经营之道时曾提出:“应变力、质量、服务三者缺一不可。应变力就是当客户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不能自己生产什么叫客户购买什么。服务、推销是连在一起的,香港人懂得生意经,非常重视推销,选干练的人才搞推销,主动找客户,为客户服务好。”这些经验之谈,想必能给经营者以有益的启示。

个案二:香港上海商业银行

香港上海商业银行的前身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中国成立前为香港分行,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国外的唯一机构,亦为银行外汇业务的重要枢纽,其重要性仅次于上海总行。

1950年11月香港分行改组为上海商业银行,请准香港政府在港注册,此时董事会总行均尚在大陆,业务上也与大陆保持着密切关系,承办“联行”托理业务。港行与大陆间的生意以1951年为最多,当时港行为“联行”所用款项共达数百万元。自陈光甫于1954年3月后任董事长,决定赴台筹设总处,开始逐步停止与大陆的业务关系,至8月初旬获得台湾方面核准设立总处后,便将与大陆生意的完全结束。

1956年1月19日,香港上海商业银行发生提存风潮,三日之间,存款总数下减几至2000万元,情势凶险。幸赖汇丰银行仗义支持,始得勉渡危机。然而港行经此剧创,致令存款总数徘徊于4000万元线上,即使在一年以后,仍不能恢复发生风潮时的4535万元之数额,可见影响之大。这次风潮起因,起源于客户的倒账,影响最大的是不合银行条件的新光放款、义瑞坏账,常年任其用空栈单,信其自己报告,殆发现为骗局,已受重大损失。其他数额较小的倒账,历岁以来亦复不少。

陈光甫在分析此时银行此类坏账倒账连续发生的原因时,指出:其一由于员工在心理上有欠健全,其二系受环境影响。港行在未改组之前原为分行,为了提高其在总行的地位,只想多做生意,一旦发生事故则有总行为之应援,毋须本身张罗。而在改组后,港行员工仍以分行地位自居,仍只考虑多做生意多得利,增加收益及个人酬劳,不知不觉之间,忘其危险。再加环境上不能无顾忌,众心涣散,一切唯存得过且过之心,港行身价日降,故稍有波动,即成巨灾。这一无政府状态下的生存状况,在当时的一批迁港企业中有其典型性。

香港上海商业银行成立之后,即积极争取美国的谅解,解冻其在美国的资金,但这一过程颇为曲折。直至1957年9月,该行始获得美财部批准解冻港行多头美金、解冻港行在美银行存款以及取消港行黑名单等申请,并获准在美国组织公司。该行因美金解冻增裕营运资金,因取消黑名单而增辟业务,始得以复兴。

现在的上海商业银行已成为香港著名的华资银行之一,设有本地及海外分行超过40家。香港上海商业银行也积极谋求在大陆的投资。2001年12月29日,上海银行成立六周年之际,香港上海商业银行予以参股,持有上海银行3%的股票。该行还在积极准备于上海增设分行,重回故里。

个案三:太平保险公司

太平保险公司于1929年11月在上海创立,由“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独资创建,上世纪30年代已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民营保险公司之一。1935年11月18日,太平保险公司于香港成立代理处,1950年3月晋升为分公司。1951年太平保险公司总管理处董事会在香港成立“太平保险公司驻港常董办事处”,领导太平保险香港分公司,由孙文敏和太平总管理处总经理丁雪农担任驻港常董,突显了该行的重要地位及工作重心。

建国后,太平保险公司顺应形势,主动接受公私合营,1951年完成公私合营改造。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由上海12家公司即太平、安平、中国天一、太安丰、华商联合、福安、宝隆、建国、大丰、大信、裕民、扬子以及天津3家公司即大昌、中安、中国平安,共计15家公司组成,合并协议于1951年10月22日正式签订。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于11月1日正式开业,资本总额定为100亿元,民营公司投资45亿元,余额55亿元全部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资。

1956年,太平保险公司再度与新丰保险公司合并,成为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附属公司。两公司合并后的业务重点放在国外,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下的一个专业性保险公司。此外,对于合并后新机构的名称,考虑太平保险公司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而新丰保险公司没有海外机构,因此建议在合并时保留太平保险公司名义,停办其国内业务,将新太平保险公司总管理处迁往北京,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统一领导下专门发展海外业务。

1959年起,国内保险业务停办。但太平保险公司的境外机构则继续经营,积极拓展东南亚市场,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个50年代,虽然太平保险香港分公司业务有一定的增长,但由于整体规模还很小,经营效益不高,1956年-1960年亏损107万港元。

进入上世纪60年代,香港机构各项业务得到持续发展,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到1963年,太平保险香港分公司业务较1959年增加80%。公司在发展业务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业务风险的管控,提升业务质量,对中南美、西非航线的业务从严掌握,顺利扭转了以前年度的亏损局面,此后盈余年年增加。

1966年,“文革”爆发,涉外保险业务遭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1966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海外经理会议,会议不顾港澳地区的特殊性,不适当地强调克服以往注重业务、争存款、积外汇的单纯业务观点的思想,要求与内地一样深入开展群众运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并且将“反帝反修,爱国爱行”作为今后海外工作的努力方向。造成港澳、海外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无所适从,整体业务发展受到较大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保险业也获得了新生与活力。1979年4月,国务院决定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海外保险也迎来了发展机遇。鉴于港澳保险机构的业务迅速发展和对外关系不断增加,为进一步扩大分保往来及开展对外活动,经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同意,决定在香港成立专业再保险公司。1980年9月9日,中国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港元(实收500万港元),股权结构为:中国保险公司占40%,太平保险公司和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各占30%。中国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的成立是我国保险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填补了我国保险发展史上再保险公司的空白,它也是世界上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再保险公司。

在成立新的机构经营寿险业务前,太平保险香港分公司已经兼营寿险业务数十年,1963年香港分公司就以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代理的名义在港经营寿险业务,1982年有3 000多保户,保费收入1396万港元(来自银行93.16%,本身直接业务6.84%),已积累寿险准备金4 782万港元。1984年8月31日,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注册成立,从事由保险监理处所授权的保险业务。但是,1984年10月10日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简称“中寿港分”)正式成立后,太平保险香港分公司的寿险业务移交其代为经营。

由于太平人寿香港分公司没有正式开展业务,香港保险监理处遂于1993年5月7日根据公司条例收回授权。1995年又成立了太平信托(香港)有限公司,向香港企业提供专业及全面的退休金计划。自此,太平人寿在香港稳健经营,并形成一定的业务规模。

2001年,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太平人寿与太平保险公司相继于11月30日和12月20日宣布开业。几代民族保险人的梦想,带着多年探索的专业化经营理念和全球化经营经验,重新回归了新中国保险业历史的舞台,回归上海故里。

启示与反思

回顾老上海企业迁移香港,并再度回归上海的发展之路,我们可以看到沪港之间经济关系密不可分。上世纪40年代末老上海企业大规模迁港,缘于政局不安、恶性通货膨胀、美国货物倾销、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外汇政策措置失当等外部因素。资本的自由流动总是遵循着它趋利避害的运行法则,真正吸引它的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投资渠道。无论是它们逃避香港的发展,还是回归故里的选择,都证明了这一点。筑巢引凤才是各级政府吸引企业投资的要义所在。■

图为香港南洋纱厂内景。

最后边的建筑为香港的上海商业银行。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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